人物简介：翟中和，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0年8月生于溧阳。1950年在江苏省溧阳中学毕业。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一年后被选送苏联留学，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生物学系，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任教。1959年-1961年，曾到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生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年-1986年被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系访问教授。
北京，蓝旗营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
作为一名学者，翟中和是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引领了一批前沿性、先进性的学术研究课题：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他的“优质”、“高产”也为人称道，为中国生物界培养了一批中流砥柱。
用启功当年题赠给他的一句诗说，“造化无心人有言”。在学生们心中，翟中和院士是严师更是慈父，是他们“一辈子奋力前行的动力源”！而知名生物学家何大澄教授则这样感怀师恩：“六艺皆传一心暖，三更批阅两手寒。”
困苦求学中，“省溧中”校风师德教人难忘
1930年8月18日，翟中和出生在溧阳马垫一个叫“八字桥”的偏僻乡村。
翟中和8岁就失去了母亲，是慈爱善良的祖母担起了抚养他的责任。村里识字人很少，但翟中和仍在当地的一所简陋的乡间初级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回忆起泥泞的江南小路上的上学情形，翟老历历在目：“光着脚丫，油纸伞的伞柄就顶在肚子上，逆风走向离家6里的学堂。”
初中三年正值抗战后期。动荡时局中，翟中和转了三次学才读完初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翟中和考入了江苏省溧阳中学。“‘省溧中’的校风师德教人难忘，很多老师虽然生活十分清贫，教学态度却十分认真。”翟中和至今仍对当年老师的为人师表记忆深刻，他将他们看作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孺子牛”。
高中时的翟中和，除了对文学有兴趣，对其他科学并没有太明显的喜恶，各科成绩也比较均衡。在高三考大学前，他仔细考量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并结合家庭实际条件，作出了大学进入生物学系学习的决定。虽然他爱好文学，但他对于文科专业毕业后寻找到好的职业并没有信心。对生物学他有一定的兴趣与爱好，医生或者农科人员也是他可能选择的职业，“我是和农民一起长大的，学习农学我也很乐意。”当时的生物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根本不能想象到此后几十年生命科学发展得如此迅速。
填报高考志愿表时，翟中和开始填的是北师大生物系，同学无意中看到他的志愿表，便问他为何不报考清华，他就涂掉了原来的志愿，重新填报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就这样，1950年，翟中和考入了清华大学。
两次赴苏联学习，叩开科学研究的大门
清华园的一切让翟中和感到陌生和亲切，“我第一次看到了实验室和图书馆，第一次看见了显微镜，第一次使用自来水和电灯……”在清华，翟中和幸运地聆听到陈桢、赵以炳、沈同、李继桐等名教授的授课，“这些名师最大的本事是可以把复杂的课程讲得深入浅出。”这位穿着大褂的农村学生对清华园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翟中和从这里“获得了生物科学的启蒙教育，并受到了很深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
1951年，翟中和作为新************批公派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学习。翟中和至今记得刘少奇的讲话：“新中国刚建立，国家还很穷，你们的责任就是建设祖国，所以在苏联学习要尽量考5分。”
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漫长而阴沉冬季，清晨严寒中的涅瓦河大桥上留下了翟中和步履匆匆去上课的背影。由于没有俄语基础，上课连笔记都没法做，他就下课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抄。除了专业课，他还要抓紧时间学习俄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翟中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他每天的学习时间达到了15个小时。功夫不负苦心人，除了一门历史唯物论是4分，其余44门课全部是5分！
刚到苏联完全不懂俄语的翟中和，回国时已是一口娴熟的俄语。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时，翟中和给他当翻译，被夸奖为“口音很纯正”！
翟中和在苏联学的专业是遗传学。当时，由于政治的介入，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学术之争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好在列宁格勒大学两派并存，既讲授米丘林学说，也讲授经典遗传学说与染色体学说等。这对翟中和以后“学术自由”思想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1956年，26岁的翟中和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国，被分配到北大生物系任教，先后随同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做助教，从事遗传学和放射生物学的研究。
时隔3年，翟中和再次被派往苏联，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师从弗兰克院士和别里科夫斯卡娅通讯院士，主攻电子显微镜技术和生物电子显微学。别里科夫斯卡娅年轻时是美国遗传学家穆勒的学生和助手，“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翟中和告诉记者。而老师对翟中和的评价则是“一个特别会工作的人”。
翟中和后来在回忆中认为，“这段时间是我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入门。”第二次赴苏的经历，让他掌握了当时很先进的“应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细胞超微结构”技术，更使翟中和成为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认真”二字，是科学家的底线
1961年，翟中和回到北大。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虽然科研条件极其简陋，但翟中和与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在国内较早建立了细胞超微结构技术，做了很多细胞放射效应研究。
学生们回忆说，翟中和是一位凡事都不忘“认真”二字的人，即便是下放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时，他仍然“认真养猪、认真种水稻”，甚至被评选为江西省劳动积极分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翟中和意识到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国外，“亟需扩充知识，在科研中引进分子生物学技术”。1985年，已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翟中和，在年逾五旬时第三次跨出国门，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
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只有他一个中国教授。从原来长期进行的结构形态研究到分子生物学研究，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而言，困难可想而知。穿梭在0摄氏度的冷室和36摄氏度的温室之间，悬殊的温差对他身体伤害很大，不久他就患上了坐骨神经炎，直不起腰，走不了路，但他没有停止研究，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就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虽然杨澄教授那时也在麻省理工做访问科学家，可是由于工作时间紧张，他们夫妇一同出去旅游的次数寥寥。
“我并不聪明，我相信勤能补拙。”翟中和在北大老生物学系的小楼里完成过许多重要的实验，因为他的实验室是晚上最晚熄灯的，所以他被称为北大“生物学系的最后一盏灯”。
他的学生们都记得，做课堂报告时，翟中和甚至对灯光亮度、窗帘是否拉上的细节都很关注。他常教育学生，“除了手要巧，头脑要灵活，细致是基本的治学态度。”
提到翟中和，生物界耳熟能详几个“首次”：首次研制成鸭瘟细胞疫苗，在动物病毒复制与细胞结构关系方面取得突出成就；首次在国际上证实原始真核细胞存在染色体骨架与核骨架；首次在国内建立非细胞体系核重建的实验模式，直观地显示了重建核的核骨架体系。
而大众所熟悉的翟中和院士，是在“干细胞美容”事件中奋力抨击那些用“科学”的谎言蒙蔽大众获得不义之财的丑行；当有人热炒“人类生殖性克隆”时，翟中和又一次公开发声，反对在违背人类伦理道德底线基础上进行的任何生殖性克隆研究。
“‘认真’二字，是科学家的底线。”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承鲁院士病逝时，翟中和曾感叹道，“他很正直，‘不说’太不符合他的为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许多人说，这样的评价，对翟中和教授本人，也同样适用。
（常州日报： 沈向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