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但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对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的研究，对吕思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史学界亟需加强对吕思勉史学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对他史学思想的研究。把握他史学思想的特点和精髓，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还是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故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做进一步的研讨，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渊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评价。本文的主要观点有： 一、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时代的熏陶沉淀而形成的。二、吕思勉历史观的主要方面是他的进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其有一定的影响
《白话该国史》的开创的成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该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该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抄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
（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的原则撰写了《白话该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该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
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该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吕思勉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该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
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该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该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白话该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该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濬、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该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该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白话该国史》的独特风格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白话该国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白话该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本书堪称是最完整、最权威的国史
教材。
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吕思勉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该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该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该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该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部白话通史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该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该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该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该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吕思勉
[10]。所以，《白话该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该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该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该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该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融合社会学的知识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该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丰富的史料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该国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学见解，以后他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史论更加符合史实，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吕著中国通史》则是他较为成熟的通史著作。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执教为业，坚持思想独立，从社会生活细节着眼推进社会改良。他一生史学著作丰富，尤其以《白话该国史》影响最大。可是就因为这本书，让这位大学者以卖国罪被告上法庭，差点引来了牢狱之灾。1905年开始教书生涯，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1935年的上海，正处在两次淞沪抗战期间的黄金时代。虽然潜藏危机，表面却显现出富足与繁华。这一年的五月异常闷热，但在5月12日，伴随着强劲的大风，气温陡降近十度。就在这个阴沉的日子里，一位年过五旬的消瘦老者，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他就是当时的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白话该国史》的作者吕思勉，他此行是为了去打一场官司。就在几天前，《救国日报》将吕思勉告上了法庭，罪名是违反出版法以及犯了外患罪，换句话说，就是指吕思勉卖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这样的指控代表着什么可想而知。 [杨友仁：老先生民族观念强。抗战爆发后一直在孤岛不回常州，因为当时日本兵在常州城门口有岗哨，进出城门要鞠躬，直到撤了之后，才搬回去。 杨友仁至今保存着六十多年前拍摄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当年光华的学生们在孤岛沦陷前，为了送别吕思勉回常州乡下教书而设宴饯行时的合影。照片上有吕思勉亲笔写下的题头：一片冰心。如今照片上的十八人多已辞世，但回忆那段往事杨友仁依然难以平静。杨友仁：十八个人，后来没有一个当汉奸。李永圻、王玉祥：在常州请他去讲课，要求1、不去敌伪的学校；2、不收伪币做工资，直接用大米。那么吕思勉怎么会被人以外患言论的罪名告上法庭的呢？这一切要从老先生的学问和那本《白话该国史》说起。抗战之前的中国，流传着一部影响非常大的中国通史著作，这就是《白话该国史》。它是吕思勉在自己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基础上写成的************部白话文通史著作，全书约六十万字，分四册。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随后不断再版。仅1933年4月至1935年4月的两年间，就重版了四次。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该国史》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吕思勉新颖独特的体例。《白话该国史》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叙述传统史籍记叙的诸如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内容；另一部分则描绘了多被前人所忽略的历史时期风俗人情、农工商业、社会状况。带给读者们一个更加丰富和完整的历史图景。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梳理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关键性的内容，既要融会贯通，又要条理清晰；既要把握住宏观方面，又能不遗漏细节，所需要的精力和学识可想而知。杨友仁：有人说他二十四史读了三遍，其实远远不止。吕思勉一生著作等身，以一人之力几乎写完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王玉祥：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书，复旦谭骐骧说：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不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则还是首推《白话该国史》。五十年代初，进行“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时，当时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仅有的两位一级教授之一，吕思勉在应该用来做自我批评的《学习总结》中对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了自我评价，认为比起前代学者，除了对顾炎武还“殊愧望尘”之外，和其他名家“差可肩随耳”。1884年2月27日，他出生在江苏常州十子街10号的这栋宅子里。吕家世代读书做官，不过由于家庭变故，吕思勉年幼时家境已经比较拮据了，就是这一间大房子，也早已典给了别人。年幼时吕思勉就文思敏捷，据他自己所说是“天分颇佳”，以至于曾有乡试时一日之内替人捉刀代笔写过14篇文章的经历。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读书了，这一年，母亲程夫人拿了一本《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历史。……大约讲解到楚汉之际时，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便开始每天读几页历史书。 1905年，已经考取了秀才的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执教国文和历史，从此直到1957年去世，一生都从事着教书、著述的生活。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当时曾在小学堂读书，对于吕思勉的讲课留有很深的印象。六十五年之后，他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会上曾经深情地回忆1920年在火车上重遇老师的情景，那时就像见到自己家中的长辈一样。 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吕思勉都是这样一位如父亲一般的长者。 杨友仁：有一件事情……让我慢走，拿了绳子和报纸帮我包好了才走。杨友仁、王玉祥：老先生上课时，一支粉笔，一块黑板。长衫，腰里别一块手帕。 平时里除了吃饭基本就是不停地写作，真正地“坐拥书城”。王玉祥：老先生平时也吃肉，但是如果买回来的时候是活的，就不吃了，养起来直到鸡鸭老死，埋了。这叫“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孟子说的。翻开光华大学当年的校刊，教授们大多是留洋学成归来，接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吕思勉前清秀才的“文凭”和他的传统打扮在这之中似乎有些老古董的味道。跟随了老先生多年的李永圻这样谈论起抗战时第一次见到吕思勉的印象：李永圻：一个年老的先生，夕阳西下，穿着长衫，有点病态。 王玉祥：当时（孤岛时期）光华的有“两高”：一是上课的教室高；二是学费高。杨友仁：一个term（学期）要91个银元。大家都找老先生作担保人……没齿不忘。李永圻：老先生常说：“我是前清的秀才，民国的教授，别的没有什么"。不过，学生们却发现老先生是教师中最能接受新思想的人。 邵洛羊当时受命去光华大学开展学生地下党工作，适时向师生们传递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的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情况。 邵洛羊：对有的老师这是（共产党的情况）绝对不能提的，但是老先生与他们不一样，最进步的就是他。……有一回上《兵制史》，老先生在黑板上公开写：“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 张耕华：老先生为什么不像陈寅恪等人名气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始终在私立的光华，北大、燕京等名校曾经请他去教书，但他没有去，这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喜欢思想的独立，认为在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或者教会学校更能保持独立。张芝联：不喜欢抛头露面，但1947年5月，老先生积极参加了反对光华改成国立学校的运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在苏州常州南京上海奔走了半年多。当初如果我想从政，谋个一官半职的机会很多，即使不愿意做官，以学者的身份也能做个政客。但我的本性不适合做官的；而且当时的官场作风，我很不以为然，所以一辈子最终和政治没什么瓜葛了。”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毕竟是太密切了，研究历史而又想完全独立于政治何其之难。吕思勉一生超脱政治纷争之外，却依然免不了因为自己的著作而差点经历牢狱之灾。原来1923初版本的《白话该国史》在《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一章中，吕思勉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人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这本是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对于历史问题提出的看法，况且朱熹等历朝历代的著名历史学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议论。但是1931年“9.18”事变之后，由于抗战迫在眉睫，吕思勉的这段文字难免被和时局联系起来，终于引发了这场诉讼。吕思勉生于中法战争之时，年轻时，正值中国社会激荡变化的年代，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中日甲午战争和 “戊戌变法”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说或许是由于自己的性情和康有为、梁启超有些相似的缘故，对于他们的维新思想怀着强烈的感情。于是在一介书生的外貌下，吕思勉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改良社会的努力。读的是古书，教的是古史，做的是关于古代的学问，但在内心中，吕思勉却从未忘记身边的现实社会。他变革社会的着眼点，想到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注重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936年前后，光华大学招收的学生人数突然大增，以至于学校原有的食堂已经无法满足学生们的需要，连校门外的饭店也挤得人满为患。学校计划再建一所厨房，吕思勉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吃饭的革命》，刊登在校刊上。他提出新厨房不能再照老样子，要全方面的进行革新。比如：关于洗碗和卫生，吕思勉建议洗过的碗要用沸水消毒，之后直接晾干，以免用抹布擦了之后二次污染。又如：他觉得现在蒸煮米饭的方法太繁琐，不如在煮之前就将米一份份分开在碗中然后加水，省却了煮熟后再一勺一勺分米饭的麻烦。建议中还包括取消花费巨大的司务职务、每日的菜预定预做等等。如此琐碎的建议，吕思勉一生中不厌其烦地提出过很多，像积极推动国语和白话文，建议学校设立农场，乃至大力提倡以钢笔代替毛笔：李永圻：老先生提倡用钢笔，说钢笔是进步的工具。吕思勉自十多岁时就开始留心物价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他的日记和笔记中留有许多这样的纪录。这种关心，塑造了吕思勉独特的历史视角，他由此突破了历史仅仅只关注帝王将相的片面性。 张芝联：收集剪报，本事真大。每个星期天听学生们谈家常，物价，米多少钱一斤……吕老师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前人不注意的方面……见解很高明。 正因为注意到社会生活和细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那些由吕思勉提出的看似微小简单的生活建议，实则却都是从最普通的身边事着眼，希望加以普及进而改革社会风气，推广白话文是如此，提倡用钢笔也是如此。就拿设立新式厨房来说：“我所以竭力提倡，设立新式厨房，并不是单替一个学校计算，而是想借此提倡分厨，使其渐次普及于社会。我总觉得现在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是家族制度。” 改一家一户各自做饭为集体在公共厨房中伙食，正为了培养人们所欠缺的“公共之心”。这就是为什么老先生将“吃饭”和“革命”联系起来的原因。 1935年5月13日午后，吕思勉在商务印书馆代表和律师的陪同下，出庭接受质询。知天命之年还需与人对簿公堂，更况且自己是为人师表者，老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吕思勉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时说，少年时由于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了很多，因为未得门径，绕的圈子也不少。正因为这样，吕思勉后来十分注意正确引导年轻人。 辛亥革命前在
常州府中学堂任教时，吕思勉曾有一次出有关历史地理的考卷，总共四道题目，每题二十五分。有一位学生对于其中关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非常有见解，下笔后就忘了停。直到临交卷，才发现自己来不及作答其余的三道题目了。考试结束后，学生们趴在窗口偷看吕思勉阅卷，发现轮到批改那张只答了一题的考卷时，写了一张又一张纸的评语，吕思勉嫌用来批改的铅笔写了削，削了写打断思路，干脆把铅笔劈成了两半，夹住铅芯边抽边写。 张浩典：最后总共才二十五分的题目，吕思勉却给了整次考试七十五分的成绩。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家的钱穆，曾有人将钱穆与吕思勉和陈寅恪、陈垣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师生二人同在此列，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同样，也正是为了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走上治学的道路，吕思勉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立意为青年学生所写，自称是“门径的门径，阶梯之阶梯”。 李永圻：老先生没有一本书不是为了青年人所写。 所以《白话该国史》一书全名为《自修适用 白话该国史》，也正是这个初衷。 1935年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终裁认为《白话该国史》的议论虽未适当，但出版在东北失地之前，所以并非别有用心，没有触犯法律，决定“不予处分”。 虽然最后以“不予处分”而告终，但这件事情对吕思勉的刺激很大。一九四六年，抗战最终胜利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的长文，赞扬梁启超的气节。 梁启超为了拥护真理，从不肯发表歪曲事实的议论，《民报》有一次，公开讨论君主立宪制对于满族人的利弊。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如果硬说君主立宪制对满人有利，那就歪曲了事实，但如果谈论对满人的不利之处，则会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梁启超选择了缄口不言。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 这其实也是吕思勉的自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宋金和战的议论很难不超出学术考证的范围，既然不愿意妨碍大局，又不愿抹煞史实，后来，吕思勉后来干脆在书稿中去掉了这整段的内容，同样缄口不言了。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吕思勉写下了他一生孜孜以求，不懈追求的目标：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 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10月9日清晨，吕思勉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东医院，终年74岁。一同带走的还有计划中余下的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以及他许多的社会改良计划。
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作为中国20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但吕思勉的声名却远不及其他三位先生显赫。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是因为吕思勉的治学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写，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但吕氏著作中自有其价值所在，在其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这一点需要读者认真地去阅读吕思勉的著作，并去认真体会。
《中国通史》
是吕思勉先生史学代表性论著之一，完成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了
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下册按历史顺序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本书此次列入《吕思勉文集》出版，以上海开明书店的初版为底本，吸收了杨宽、吕翼仁先生的校订成果，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夹注，同时尽量保留了著作的原貌。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
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包括《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共计九种。《医籍知津》较为专门，《群经概要》为未刊稿，《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则系统地阐述了吕先生“大同”的思想。《经子解题》最为著名，
黄永年先生说自己当年正是因为在南京书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可见其影响。九种书大多具有思想史、学术史的性质。 由于吕思勉的治学路径与近代的其他史学大家有所不同，因此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西学传入中国后而形成的“新史学”更注重专题研究，其著作大都围绕着某一个或数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往往是先用史料加以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因而读者在阅读时很容易抓住核心，从而有所收益。但吕思勉的著作不同，吕先生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更注重通史的撰述，而在此过程中，并不乏他个人的真知灼见，有很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其中不乏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
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该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x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白话该国史》
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目录
1 白话该国史 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90年编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吕思勉文集”本
2 吕著中国通史 上册1940年开明书店初版，下册于1944年开明书店初版，199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2005年12月第二版
3
先秦史1941年开明书店初版，1982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4
秦汉史1947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5
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6
隋唐五代史1959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84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增加未刊的总论，
吕思勉文集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7
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5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200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新印
8
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8年3月上海书店影印初版，1996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新版重印
9 中国民族史 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7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
10 中国制度史 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世纪文库”新印本
11 吕思勉读史札记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12 论学集林 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经子题解》、《现代文学》、《三国史话》、《史籍与史学》、《蒿庐论学丛稿》、《三国史话之余》、《蒿庐札记》等
13 史学四种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史通评》、《中国史籍校读法》、《文史通义评》
14 文字学四种 1985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字变迁考》、《章句记》、《字例略说》、《说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
15 经子题解 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新版重印
16 吕思勉遗文集 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
17
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 18
吕著史学与史籍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包括史学四种、《史学研究法》、《史籍选文述评》（后两者曾收入《吕思勉遗文集》）
19 三国史话 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
20 中国史 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1 吕思勉说史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吕思勉读史札记》中的一小部分
22
吕著三国史话2006年中华书局 简体横排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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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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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吕思勉.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A].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33.
[13]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J].历史教学问题，1998，（2).
吕思勉故居
吕思勉故居位于常州市十子街东侧，始建为硬山式结构的清代建筑，故居座北朝南，共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为大厅接翻轩，第三进为厅屋，第四进为二层小楼屋。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台。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朴风格。故居原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为吕氏祖辈所建，建有东、西两宅，抗日战争期间，西宅被日机炸毁，现只保留下东宅。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到吕思勉先生一代已历数百年。1987年吕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资进行修复，1998年修缮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