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市第二大公园清幽的景观处，凭览荆川先生的人文遗迹，最淡泊宁静的还数唐荆川墓区。向东衔接墓道的纪念区主干道南侧，设立着“江苏省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坊。

 

　　往东凭吊，“一泻桥”下由南注入静湖的流水，激起“一泓海水杯中泻”的诗意。走向三面环水的墓区，端庄的松林，围成蓊郁的屏障。一座高耸的牌楼秀出相迎，翘檐飞角间的横梁匾额，惯于欺世的周佛海落墨了“先贤荆川先生墓道”。背面，乡人书写的“永禁椎牧践踏采折树木”的政府规定，则刚柔并蓄，曲虬苍劲。此石牌楼非古迹也，为近代地方贤达于1935年集资重修的。踏着花岗岩铺就的墓道前行，冬青与龙柏呈绿，紫荆与黄杨叠翠。舒展的墓道约长一百多米，十分开阔。两旁各一对石羊、石马、石虎和石翁仲，栩栩如生。沿道相向排列的雪松，扑面而来，宛如当年的将士侯授抗倭军令。微风过处，松涛喧哗，仿佛在向我们诉说岁月深处的故事。

　　唐荆川名顺之，字应德，因爱好荆川山水，又号荆川。1507年出生于常州青果巷，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历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编修。他虽有治国安邦的雄才伟略，但处在明朝最腐败的嘉靖年间，只得避祸乡村，苦读唐宋诸子散文。直到了过“知天命”的年龄，沿海倭寇贼势浩大，他才被明王朝启用，亲督海师征战江浙闽。他运筹帷幄，谋划组建渔家民军，形成了千里讨寇的铜墙铁壁；他提携部将，倡导官兵同练阵、共习武，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继效新书》中自述“枪法学习荆川”；他潜心新的兵器，在古代军事史上首制了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水雷。在姚家荡，在三片沙，在庙湾，他出奇制胜，屡建战功，打得倭贼丢盔弃甲……一路追怀，我们与游人无不升腾肃然的敬仰之情。

      走近墓区，四根大石柱又擎起一座牌坊，“唐荆川先生之墓”由原副市长洪文鑫同志所题。荆川先生的陵寝，为三个座东向西的庞大土冢组成，中间大坟是荆川夫妇的合葬墓，两边是他的守墓玄孙唐宇量、唐宇昭的下葬处。现三坟四周砌有一道土岗围护，主墓前雕刻赑屃的阔大墓碑，高约三米，为清朝嘉庆元年（1796）十月所立，上书“明赠兵部侍郎谥襄文荆川先生之墓”。1992年，公园投资修复墓区，土坟和土岗又用花岗岩围护，上植了四季常青的草皮。据当地老人说，唐荆川生前对倭贼保持高度警惕，为防敌人在他死后报复，曾嘱托儿子临事三处发丧。可倭寇派来的刺客，混在吊唁的生前好友里，很快找到了藏遗体的棺木，被砍去了头和一只手臂。后来，皇上赠了一个黄金铸的头，一只玉雕的手臂，陪同遗体下葬。可笑文革十年动乱，竟还有愚人挖墓开棺，寻找谣传的“金头玉臂”。

       资料记述，唐荆川一生厌恶封建世俗，卑视权贵党争；他治学不尚空谈，务求实在，开了文坛“唐宋派”的先河，为此，近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引证了唐宋八大家之说盖始于唐顺之；后人还把他与宋谦、王守仁、方孝孺、王慎中与归有光共称为“明代六大家”。 他的《信陵君救赵论》脍炙人口，被选人《古文观止》。一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17卷，其中诗4卷，文13卷，末卷还有《数论》5篇，专谈勾股测望等数学问题。晚年，荆川先生抗倭功成返乡，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谢绝了御史送行的银钱，不受当地官吏相赠的祭肉。不久，随凤阳流民打出的花鼓，唱出了皇室权贵大量兼并土地，农民日益难以承受加重的压迫和剥削，道出了严重社会问题带来的紧迫饥馑与灾情。为了缓解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他又奉明王朝之召，代凤阳巡抚火速赴凤阳先行赈灾。因多年海战他积劳成疾，临行正值暑天酷热，他怀着一腔爱民的热血，扶策拖着虚弱的病体上路，客死在路经泰州的小划船上……在一代名人安息的地方，很多游人庄重、肃穆地往来凭吊。

朝着浓荫轻拂的墓碑，我们伫立着凝思与遐想，惟有绿色的枝叶在高处摇曳。周边，湖水粼粼景色幽静，映着绿树和鲜花的人文故事璀璨而又动人。

下图:唐荆川墓道   耿荣兴摄